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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复兴:我看北京风俗画

发布时间:2019-08-07 23:34:48来源:

《人力车》

《糖葫芦》

《掏粪工》

【含英咀华】

论及老北京文化,人们更注重典籍,包括历史地理民俗俚曲诸方面。我想,还应该将有关北京风俗画包括在内,一并加以研究才是。有关北京风俗画,可以说是北京文化形象的化身。新中国成立以来,有志于此的画家不少,王羽仪、盛锡珊、李滨声等,均是佼佼者。但是,往前回溯,头牌画家,还得数陈师曾。

说起北京风俗画,人们都会认为陈师曾的《北京风俗》为开山之作。这种说法,也不大准确。在此之前,早在清同光年间,就已经有《北京民间风俗百图》出现。

陈师曾的《北京风俗》,作于1914年至1915年之间。真正为世人所熟知,是1926年在《北洋画报》连载之后。《北京风俗》历来受到重视,在当时,也得到众口一词的赞许。对于陈师曾和他的《北京风俗》画作的这些赞扬,都是应该的,它确实让人耳目一新。但是,当时有人说它“观者以为《清明上河图》也可,以为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武林旧事》之插图也可”,则有些夸张。

这一组《北京风俗》,只有三十四幅,和清《北京民间风俗百图》相比,显然在内容涵盖面上弱一些。后者百图,囊括京城市井生活,小贩、艺人与市井景象、民俗风情的面更广泛一些。很显然,陈师曾在作一组画时,并没有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宏志,和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武林旧事》之插图的意图。他只是将他亲眼看到的京城风俗与人物,情动于心,意到于笔。此册页有潘语舲等人的题跋,其中潘跋说:“此册于游戏之中,寓警世之意。此后京师风俗更如何,非有先知,不敢预测,师曾真有心人哉。”我觉得这说得更客观些,既说明其问世于当时的价值,又说明其影响于后世的意义。

我看《北京民间风俗百图》,无有作者的署名,觉得出自画匠之手,更多民俗实际场景的描摹,更多客观和冷静,主观的感情色彩很少。在这一点上,陈师曾的《北京风俗》显然要更上层楼。这些画中,明显跳跃着陈师曾自己的感情与思想。当时,正是时局动荡、民不聊生的时代,他写过“阅尽山河涕泪长”的诗句,和他的这些画作,是互为镜像的。其中,最为人赞赏的《墙有耳》,画得确实是好,将两个探子一样的人物站在茶楼格栅门外偷听的样子,特别是那个站在前面戴着毡帽穿着马褂的人侧耳偷听的样子,描摹得惟妙惟肖。更有意思的是,在门前悬挂着一方“雨前”的茶牌的细节。这自然是雨前茶的招牌,却也可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示,可以让人有偷听之后汇报结果的想象。“墙有耳”,如此现象,延续后世,便不仅仅是风俗,所谓“警世之意”,便在于此。

这样的画风,弥漫在《北京风俗》之中。《卖烤白薯》中,在烤白薯的铁桶旁的小脚妇人,拉扯着两个白薯秧子一样弱小的孩子。人们会问,她家的男人哪里去了?其中画外音和间离效果明显。《人力车》中,坐车人只有淡淡的墨色点出了一点鼻子,无眼无嘴,夸张而写意的头发被风吹起;拉车人则五官凸显,大眼如硕大的眼镜,憋着气使劲在风中拉着车。有意的对比,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,以及画家自己的感情一笔勾勒。《回娘家》和《糖葫芦》则是地道的民俗,后者坐在大车上的小姑娘手举着两串长长的糖葫芦,是只有以往岁月里过年时候才会出现的景象;前者戴红花的小媳妇和穿红袄的小姑娘,与走在路上赶驴的丈夫,让今天的我们想起曾经流行过的民歌《回娘家》,会觉得当年的情景离我们并不遥远,亲切之感扑面而来,真的如汪曾祺先生所说的:“民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。”《掏粪工》,那个身背着大木桶手持长柄勺的掏粪工,如今的年轻人会感到陌生,对于我们那一代人,则感到那样的熟悉。那时候,公共厕所很少,厕所大多在大院里,掏粪工对于北京人的生活便显得格外重要。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,劳动锻炼,曾经和当时得到过国家主席接见的掏粪工时传祥一起掏过粪,那时背的就是这样的粪桶。陈师曾画得真像,连拼接木桶的木条上的纹路都画了出来。

从画风来看,《北京民间风俗百图》更为工整,《北京风俗》逸笔草草。《北京民间风俗百图》更多民间年画和当时新传进并流行的西洋画法的杂糅,《北京风俗》则更多地延续了中国传统文人画那一脉。陈师曾自己说,文人画“不求形似”,“盖其神情超于物体之外,而寓其神情于物象之中”。在《北京风俗》里出现的人物,都是漫画式的,速写式的,但是,人物和四周的环境景物,是兼容的,体现他所追求的寓意。所以,这一组画,画得都比繁复逼真得须眉毕现的《北京民间风俗百图》要简洁生动,更富于活生生的生活气息。鲁迅先生评价陈师曾的画是“笔简意饶”。《北京风俗》的另一位作跋者王薳说是“笔简意工”。他们说的是一个意思,确实可作为这一组画的特点。

看《北京风俗》时,就像看活人在舞台上表演一样,真真切切,我常常会忍俊不禁,这是看《北京民间风俗百图》不曾有过的,看《北京民间风俗百图》就像是看画,而且是过去年代的画,和画面上的人与物一样的客观而冷静。看《北京风俗》,我对于陈师曾画的人物的面孔最感兴趣。他画的人物面孔,很多是模糊不清的,或是只有淡淡的眉眼,或者索性全无。《吹鼓手》那个收工归来的吹鼓手没有五官,背着装有家伙什的大布袋,显得那样步履沉重。最有意思的是画的那两只鞋,浓墨几笔,却四边奓着刺,让我感到鞋破了,或是不合脚,越发显得疲惫不堪。《赶大车》的那个拉煤的车夫,他只用了几笔湿墨,没骨法淡淡的点染,中间露出了几道白,将人物煤染脸黑的实际,与人物的表情与心情,都交代得那样清晰而生动。从艺术的表现手法上,显然,《北京风俗》要比《北京民间风俗百图》前进了很多。

《北京风俗》还有一个《北京民间风俗百图》没有的特点,便是每一幅画都有当时文人题写的诗词,这是典型文人画的一个特点,诗文互现,相映成趣。而《北京民间风俗百图》只有对民俗的直板的文字说明。

不过,坦率地讲,题写诗词者,虽都是名家,但真正写得吻合陈师曾画意与心意的不多。在我读来,除了程康写《卖切糕》“不忧衣寒忧饼冷”,和写《乞婆》“垢颜蓬鬓逐风霜,乞食披尘叫路旁,此去回头君莫笑,人间贫富海茫茫”之外,写得最好的是姚茫父。

姚写《墙有耳》“啼笑犹能感路旁,闲来窃听话偏长,几人身后蔡中郎”;写《品茶客》“一钱能买,闲话街坊春似海,向夜泉香,多半红楼只应忙”;写《收破烂》“可怜望帝春风魄,泪里闻声声转恶,过时金紫更谁收,又况人间轻玉帛”;写《磨刀人》“低头日日寄人檐,倚肩泥水粘”;写《扛肩》“独戴二重天,都是一生衣食,空有满腔豪气,怎发冲冠直”……或是语含机锋,或是词出况味,或是画意的旁白,或是感情的宣泄,或有人生之叹,或有言外之兴,或有象外之意,写得都很有文采,并非只是捧场和直白,难怪是陈师曾的知心好友,诗画之间,互通款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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